东营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杜荣甲

杜荣甲(1910—1941)，字秀东，1910年8月出生于东营区史家口(今史口镇史口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读，学业优良。1930年在村校就读时结识了来校督学的博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张静源。在其影响下，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在同学中倡导新学、反对封建、反对迷信。他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耳闻“九一八”侵略者罪行，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1931年底，杜荣甲到博兴县图书馆工作。有幸阅读了《资本论》《社会科学大纲》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再加上受到马千里等有志之士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于1932年3月，经张静源爱人李云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回到史家口，发展了侯执礼、吴传才、杜冉友等人入党。7月，建立中共史家口支部，任支部书记。支部建立后杜荣甲即与侯执礼等组织进步青年准备参加中共博兴县委组织发动的四、五、六、三区“八四”暴动。暴动失败后，史家口支部与县委失掉了联系，杜荣甲便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员，以教书育人为业，继续宣传党的主张，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热忱。

七七事变后，杜荣甲组织邻近学校进步教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9年3月，与博兴工委取得联系后，他与本村侯执礼等重新建了支部，隶属博兴七区区委(区委书记薛少九)。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史家口支部开展群众性抗日活动，建立了人民自卫团，作为与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1939年冬，日军占领了史家口，对抗日活动进行镇压，七区党委遭破坏，书记薛少九被捕变节，出卖了史家口支部的党员，杜荣甲与3名党员及1名非党抗日积极分子共5人被捕，后经伪区长杜子厚(后被日军杀害)营救获释。

1940年春，清河区八路军第三支队北渡小清河，开辟牛庄、北隋一带抗日根据地。杜荣甲与军区机关取得联系，与史口侯执礼等同志秘密组织抗日活动。6月，清河军区参谋主任马千里和做敌工工作的马运基来史家口，安排杜荣甲负责情报站工作。杜荣甲不畏艰险，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日军驻史家口的兵力、武器装备及时把日军情况上报。8月24日，三支队集结牛庄、北隋整编。11月，博兴与县府一度驻进史家口，县委派田浮萍、杨公田等人重新组建了七区党委、政府，因距敌占领区较近，党的工作干部还是以游击形势活动于史家口、徐家、于林等村，此时杜荣甲已担任了博兴县税务局长。

史家口是周围十几里的大村，政权始终掌握在敌伪手里，对周围村影响不小，是这一代形势转化的障碍。为此党的地下工作者们曾进行过斗争，镇压了日军占领的伪镇长杜某。可敌伪又选任了一个医生出身的杜某，这人胆小怕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敌唯命是从，面对抗日干部要求办的事表面应付。杜荣甲和侯执礼研究后，利用他胆小如鼠的弱点，在杜聿修家靠街的墙上写了“杜镇长要了老百姓的命！”一句话，吓得杜某辞去了镇长的职务。紧接着利用伪区长张林三是杜荣甲远房表兄的关系，经地下党员马远基报组织批准，杜荣甲当上了“伪”镇长。杜荣甲任镇长后，通过应付敌人，更多地掌握了敌人的情报，秘密地为抗日工作提供便利。他还利用合法的身份，团结争取了在镇上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曾任张学良警卫旅长王以哲文牍副官的吴乐天等，为宣传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影响。

1941年7月，十六旅旅长李法熹，三团团长成建基投靠了日军，被编为“武道剿共建国军独立二团”(此称号当地群众知道的不多，一直称十六旅)。依靠张许据点日军的势力，回三里庄，拆除民房，在史家口一带抓丁拉夫，筑起了自称“固若金汤”的据点。日伪勾结连续“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史家口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中。8月间，八路军三支队为了打击敌顽的嚣张气焰，曾住在史家口南的培李、木李等村。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解决抗日队伍的军需，杜荣甲、侯执礼等冒险集粮3000余斤，夜间秘密护送到我军驻地。

1941年10月7日晚，杜荣甲被伪十六旅成建基部暗杀，时年31岁。1954年，博兴县人民委员会追认杜荣甲为革命烈士。

(中共东营区委党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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